陪诊师当起独居老人的“临时子女”、线上陪聊舒缓都市白领的焦虑……如今，形态丰富的“陪伴经济”已悄然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消费新业态不仅回应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感，以市场逻辑填补了日常需求的缺口，也通过高效匹配资源催生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据机构预测，今年底我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
“陪伴经济”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结构变迁、消费观念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催生了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离乡打拼的独居青年也日益增多，大量陪伴需求自然显现。与此同时，在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注重精神满足，“为情绪买单”成为一种消费风尚。对不善社交的人而言，付费陪伴是一种“务实”的选择，能帮助他们规避“人情债”的隐性负担。
然而，快速发展的“陪伴经济”也面临“成长的烦恼”。有用户反映，购买陪伴服务如同“开盲盒”，存在服务质量不稳定的风险，多数订单仅靠口头约定，“货不对板”时往往投诉无门。行业本身也存在多重乱象：陪伴服务与专业心理咨询、情感咨询的边界模糊，存在隐私泄露、诱导消费等隐患；“陪聊”“陪游”等服务时常游走于“灰色地带”，面临行业规范和服务伦理的挑战。
种种问题背后，是情感价值被商品化的普遍困境。“陪伴经济”具有特殊的商品属性——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陪伴”行为本身，更是其中承载的情感互动与心理慰藉。然而，情感价值的判断极具主观性，不像实物商品那样有清晰的质量标准，传统的市场监管也无法覆盖。“陪伴经济”要真正成长为“温暖人心”的产业，仍然任重道远。
有报告显示，到2030年我国独居人口预计将达1.5亿至2亿人，其中20至39岁的独居青年可能增至4000万至7000万人。“陪伴经济”的市场潜力可见一斑。庞大的需求呼唤行业的健康发展，亟待监管与治理创新护航这一消费新业态走向“长红”。例如，可明确平台审核责任，建立服务提供者的准入门槛与审查机制；又如，可聚焦有巨大需求的细分领域，推动陪诊等服务的专业化发展，上海已出台的《陪诊服务规范》正是有益探索。
要保持清醒的是，陪伴服务固然可以成为社会支持网络的有益补充，但明码标价的“情感关怀”隐含着一个悖论：人们越是习惯于购买陪伴服务，越可能削弱在生活中经营深度关系的意愿与能力。陪诊师的细致照料无法替代子女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对“陪聊”“陪玩”等情感消费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加剧年轻人渴望亲密关系却又宁缺毋滥、忌惮情感羁绊的矛盾心态。
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我们不仅需要缓解孤独的“止痛剂”，更需要促进社会联结的“催化剂”。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所倡导的“重建附近”概念颇具启发性。因此，在规范新业态发展的同时，如何重建温暖、自发、富有生命力的“附近”，如社区邻里互助、兴趣社群培育等，同样是“陪伴经济”所折射的深层社会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