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藏了7000多本中国古籍,中国的文化,要靠外国人替我们保存?这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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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虽小,却藏有7000多种中文藏品,其中1911年前古籍约2000种,是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并有如《东鲁许先生文集》等中国孤本。这些书籍主要源于几百年前通过葡萄牙国王赠送给教皇的途径传入欧洲。这引发了对中国文化保存问题的思考,即为何中国的古籍需要外国人替我们保存。

伴游天下: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藏着上万本中国古书。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藏了7000多本中国古籍,中国的文化,要靠外国人替我们保存?这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先看几个让我“惊掉下巴”的数据:

梵蒂冈有多大?0.44平方公里。绕一圈大概40分钟。可就在这个弹丸之地,藏了7000多种中文藏品,其中1911年以前刊印抄写的古籍约2000种。它是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这还没完。里面有一些书,全世界就这一本。比如《东鲁许先生文集》,那是明前期名臣许彬的诗文总集,《明史·艺文志》记过,但中国早就没了,梵蒂冈藏的是“海内孤本”。

那一刻我脑海里蹦出一个画面: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国学者坐在罗马的阅览室里,翻着只有梵蒂冈才有的中国古籍,一页一页拍照,手抄。窗外是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手里是几百年前中国人写的字。

“中国的文化,要靠外国人替我们保存?”

这事,越想越复杂。

一、七百年前,中国书怎么跑到梵蒂冈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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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这些书是怎么“出国”的。

最早的一批,比你想的要早得多。

1514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给教皇良十世送了一份大礼,里面有一本中文书。具体是什么书?史书没记清楚。但那一年,明朝正德九年,王阳明还在江西剿匪。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几百年前的古籍,就这样漂洋过海到了欧洲,进了教皇的书架。

到了17世纪,事情变得“热闹”了。

当时欧洲流行一个词叫“礼仪之争”——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遇到一个难题:中国人祭祖、拜孔子,这算宗教行为还是世俗礼仪?如果是宗教行为,基督徒就不能参与;如果是世俗礼仪,就可以。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传教士们开始大量购买中国典籍——儒家经典、历史书、字典,什么都买,打包寄回欧洲。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的“总部”,自然成了最大的接收站。

其中最猛的一批,是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1682年带回去的。他回欧洲述职,随身带了414册中文书,全是当时在中国能找到的重要典籍。关键是,这些书不是他个人收藏,是徐光启的孙女许甘第大出资购买的,委托他献给教皇。

一个中国女人出钱,把中国书送到梵蒂冈。徐光启要是知道,不知道会怎么想。

后来法国传教士傅圣泽更狠,1722年回国时带了300多部、约4000册中文书,数量超过了当时欧洲绝大多数的图书馆。这些书辗转多年,最后大部分也进了梵蒂冈。

到今天,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就这样一件一件攒了起来。

二、这些书到底有多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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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个具体例子,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海内孤本”《东鲁许先生文集》

这是明前期名臣许彬的诗文集。《明史·艺文志》记过这书,但几百年来谁也没见过。有人猜测早就在中国失传了。

直到学者在梵蒂冈库房里发现了它——14卷,白棉纸,明刻本,品相完好。目前所知,全世界就这一本。

这本书怎么去的欧洲?没人知道。但它的旅程大致是这样的:明中期刻印,被某个传教士买走,带回欧洲,几经辗转进了梵蒂冈图书馆,在书架上躺了几百年,最后被中国学者发现,拍照,影印出版,“回家”了。

第二个:傅圣泽的批注本《周易本义》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周易本义》,本不算稀见。但这本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傅圣泽的旧藏。

这位传教士很“较真”——他把书拆开,在原书页间插白纸,密密麻麻写满了中西文批注。学者谢辉曾详细考察过这批文献。这些手迹是研究早期西方汉学如何理解《易经》的珍贵一手资料。

第三个:“离谱”的书——猫相书

梵蒂冈还藏着一本叫《猪狗猫像》的书。里面图文并茂地告诉你,怎么看猫的长相,判断它抓不抓老鼠。

传教士们当时有个信念:要想了解中国人,就得了解中国人看的书。于是他们什么都买——经史子集买,医书买,算命书买,连怎么给猫相面的书都买。

于是这本《猪狗猫像》,就安安静静地躺在了梵蒂冈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几百年。

三、为什么这些书会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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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没法三言两语说清楚。但要分几层看:

第一层:正常的文化传播

明末清初,欧洲来华传教士中不少人学问很深。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那是最早的“学术无国界”。这些传教士把中国典籍带回欧洲,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第二层:近代的劫难

近代中国经历了太多战争和动荡。从1860年英法联军到1900年八国联军,大量典籍散失。这些流失海外的书,有不少进了包括梵蒂冈在内的西方图书馆。

第三层:不同步的留存

还有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事实:有的书在中国失传了,在国外反而保存完好。这跟谁“抢”的没关系,纯粹是因为国外没经历中国的战乱和社会动荡。

四、让古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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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这些书正在“回来”。

上世纪,王重民等学者就开始系统调查欧洲藏汉籍。他们靠手抄、微缩胶片,把大量文献“搬”回中国。

真正的大工程是2008年启动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整理与出版”项目。中国学者团队多次飞罗马,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几个月,一页一页拍照、编目。项目历时多年,最后影印出版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目前已出到第四辑。

全套书几百册,按内容分类:西学汉籍、星图舆图、汉外词典、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等等。

这套书的意义在于,中国学者再也不用买机票、办签证、写推荐信去罗马了。坐在中国任何一家学术机构的图书馆,翻开这套书,就能看到几百年来的“文化对话”。

写在最后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藏了7000多本中国古籍,中国的文化,要靠外国人替我们保存?这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梵蒂冈藏了7000多本中国古籍,这事让人五味杂陈。

一方面是痛心。有那么多书,国内已经没有存本了。

但换个角度看,它们毕竟是存下来了。如果没有那个葡萄牙国王送礼的习惯,没有那些传教士“搜集癖”,没有梵蒂冈图书馆几百年的保护,这些书可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也可能在动荡中散失不见。

它们流落异乡,但毕竟没有消失。总有一天,它们会以数字化的方式全部“回家”。

文化如水,流向低处,也会渗透回来。

这大概就是这件事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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